以，看我们接连拒绝好几个提案后，它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我不管你是人均，还是说贫富，现在只以碳排放大国来算。”

丁仲礼点了点头，说道“我可以承认说我是碳排放大国，那给我们一个数，我们能排多少，发达国家又要排多少。

发达国家为自己分配了一个数，是把它们分配得大，给我们分配得少。

那我就说，我们如果是一样的行不行。8的方案，他27个发达国家取走的是多少，取走的是百分之四十四。

而它们发达国家多少人口呢？

他11亿人口！

余下的55亿人分百分之五十六的蛋糕。”

朱铨装作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吃惊道“那这么样子规定的话，简直太不公平了！”

丁仲礼点了点头，再次解释道

“确实是不公平的。

我们简单的算下账就行了。

假如告诉你，华国今后从2020年以后，每年花一万亿人民币去买二氧化碳排放权，你会怎么想，你觉得公平不公平？”

朱铨点了点头，接着开口继续问道“我看到自从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您用比较激烈的，并且是带有情绪色彩的字眼，很多人觉得这样不合适，尤其是在探讨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

我想问您，这是不是您特意进行的一种表达方式？

而且，通过刚才我们的了解，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科学”问题那么简单，对吗？”

朱铨的态度一直摆的很正，一颗红心向着华国，向着华国老百姓，向着华国未来的少年郎们。

丁仲礼院士回答道“你单纯的批评他们的方法不公平，他们是不会理你的。所以我必须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引起别人的重视。

还有一点你说的很对，这不止是“科学问题”，或者说，这就是政治问题！”

朱铨继续问“当时您在大会上演讲，您去提出这些观点之后，场上有什么反应？我是说发达国家的代表有什么反应？”

丁仲礼院士回忆了一下，说道“场上就是有一个灯塔国人，他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什么样一个行动的问题华国该怎么行动？

朱铨问“您怎么回应的？”

丁仲礼开口回答道

“我就是说我也同意“行动是第一位的”。

我说华国很简单，如果我要对华国的建议，华国应该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排放的承诺。这个长期排放的承诺，就是一句话。”

朱铨问“就是您刚刚提出来的“从1990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坚决不超过发达国家同期水平的百分之八十”这句话吗？”

丁仲礼点了点头，说道“对，就是这句话。

我们定下来的目标就是不管你怎么减排，我都要比你少，并且我一定要做到。

并且你发达国家已经把所有的基础设施建完了，我们华国很多还没有建，那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背景下，华国应该提出这样的方案，让全世界看到，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我们要比你们雄心勃勃多。”

朱铨也颇为自豪，与有荣焉道“那是！我们华国从古至今就是负责任的大国，仁义礼智信，比起虚伪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文明的多！”

丁仲礼院士笑道“后来灯塔国人也没有办法跟我争了，接着在有一场会议结束后，有个比利时的人告诉我，他说您回答得很好，他很赞成。”

朱铨总结道“因为灯塔国的那位没有办法跟你争论，他本来就站在不仁不义的位置上，怎么能够跟我们相比较呢？

您说，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而发展权也是基本人权之一。

那为了公平，我们提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