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心更狠、谁的计更毒——作为军阀之一，曹操自然也不能免俗，尤其是他在与陶谦争夺徐州过程中进行的血腥和野蛮杀戮，历来为史家所诟病。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的父亲曹嵩在返回老家的途中为陶谦部下所害，为报父仇，曹操东征徐州，连下十余座城池，并于次年（兴平元年）春退兵回到鄄城。

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

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馀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於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於陶谦，故伐之。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夏，曹操让荀彧和程昱留守大本营，他自己带兵再次征讨陶谦。

这次又连下五城，一直打到东海边上。在退军途中，他还捎带着击败了刘备，并攻下襄贲——史书里还追加了一句：所过之外，杀人很多。

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相比于《三国志》里的轻描淡写，《后汉书》则是过程详尽且毫不留情。而且，不是一般杀戮，是屠城，甚至鸡犬不留。

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东晋史学家孙盛对此大加鞭笞，说子报父仇，名正言顺，但打着报仇的旗号滥杀无辜就太过分了。

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可见，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里面就有曹操的很大功劳。

战争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胜负的不只是兵力多寡，还有后勤、谋略、心理、气候以及地势等诸因素。也就是说，打仗不是简单的群殴，人多必胜，人少必败。

中国战争史上曾有过多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像巨鹿之战、彭城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关之战等等，

其中以曹操为主角的就有两场，战绩是一胜一负：胜是与袁绍的官渡之战，负是与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

不过，从裴松之的分析来看，官渡之战的所谓以少胜多是注了水的，而且水分还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战争过程和裴注。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二月，曹、袁二人相持于官渡。五年八月，袁绍将大营稍稍往前作了推进，并依沙丘扎寨，东西军营长达数十里。

曹操也将阵营分列，与袁军针锋相对，不过，在试探性的交手中，曹军失利。尤其对曹操不利的是，当时曹军还不到一万人，受伤的还占了二、三成。

（建安五年）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

看到这里，裴松之不愿意了，连续发出灵魂追问，对本纪的记载表示了严重质疑。

首先，裴松之认为，曹操起兵的时候，原始资本就有五千，之后虽然不能说是百战百胜，但负的比例只占十分之二三。

况且在大破黄巾军后，他又一次性收编降卒三十多万，这还不算从其他地方受降的人数。如此一来，即便是每次打仗都有损耗，也不可能出现兵不满万的情况。

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馀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

其次，结营对峙，和面对面冲锋不一样。按照本纪所载，袁绍十万多大军，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