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距离冷泉关数十里外的祁县城内，作为当地第一首望之家的高贵乡吉千里（今天山西祁县东南祁城一带）内，刚刚举办过庄重的重九祭祖之仪，而依旧残留着浓重的香火烟熏和诸牲大供所留下的混合气味。

作为祭礼的主持人，也是如今祁县王门最大的主干嫡宗大房的当家人王淳（字正伦），正在对着重九祭礼之后被刻意留下来的，嫡庶正偏远近二十多房支系的领头人，进行训话和交代着：

“这事断然没得商量，也没有任何退缩的情由，也要竭力协助那位李大将军守住汾州的局面。。”

“事情都到了这么一步，各房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需要凭什么就给谁买，有正当年纪女儿的也要舍得配出去，”

“真让那些微贱如尘泥的下般人等，得以和家门中人平起平坐，甚至公然拘拿问罪于街头，那伦常、尊卑颠倒还像个什么样啊！”

然而，王淳也是不不得不这做的动员和表态；基本道理也很简单。作为河东之地最大的家门之一，五姓七望之首的太原王氏正源之一，怎么可能没有相应被人追究和清算的把柄呢？

毕竟，虽然王氏号称是书香耕读的金堂玉马之家，在家大业大而族人繁多而享受诸多便利和资源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口多心思杂而是非也更多；再加上三六九等的亲疏远近，藏污纳垢于家门之中也是在所难免之事。

因此，为了维持王氏最基本的外在人望、体面和排场，在冠冕堂皇的家教宗法之下，何尝不是用各种累累的尸骨给铺垫起来的；而身为历代各房的当家之人，手中又怎么可能没有过用来树立和维系权威的人命呢。

再加上，他们多少都有身受后唐小朝廷的官职，而居中多有得利。因此，一旦太平贼军在河东得势，按照其征平天下的一贯作风和手段，首当其冲要被践踏在脚下的，便就是这些很大概率被拿出来杀鸡儆猴的诸房宗长及其家人了。

是以于公于私，他们无论如何都只能拼死支持，那个形同摆设的后唐小朝廷和真正掌权的晋军一方，以求将眼下的局面维系下去，哪怕只能在这大乱之世坚持得更久一些也要努力去尝试。

就像所在嫡宗大房寿年堂，直系先祖直接可以上溯道东汉末司徒王允，又有侄儿王陵显贵与曹魏，然后因为举兵反抗司马氏的篡位而被杀，自此家门中衰而远不及另一支同宗晋阳王门，以及南方的琅邪王氏的风光显赫。

待到了南北朝，晋阳王为首的北地的士族门阀，遭遇了北魏权臣尔朱荣策划屠戮皇族和百官公卿的河阴之变；以至于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政权的汉姓巨族几被消灭殆尽。

祁县王门才慢慢的重新复起，相继出了南朝宋车骑将军王玄谟，西魏大将军、太原郡公王思政；然后，又有柱国将军并徐州总管王轨，历仕西魏和北周、隋以及唐朝等一时显望人物。

到了有唐一代之后，祁县王门长久的蛰伏才得以厚积薄发起来，相继为《氏族志》贡献了不同支系的六位宰相世系，两位（唐高宗、唐玄宗）皇后之尊；虽然尚不及晋阳王之多，但是在历代名士大家上更胜有之。

只是，再怎么辉煌风光的过往终究有所落幕的时刻；就像是晋阳王最后一位出仕的宰相兼京兆房的当家人王铎，不光彩的降贼附逆，又死在了乱军之中后；祁县王也同样未尝没有兔死狐悲式的切身之痛呢？

所以，眼见得大唐鼎器如风中残烛、羸弱危卵，祁县王门也未免没有努力求变求存之举，而将诸多远近支系子弟分别派遣到天下各方势力中去；哪怕是入主长安的黄逆伪朝，或又是南方兴起的太平贼也没有落下过。

唯有本家核心的老一辈人等，依旧留在了河东本地而随机应变；先后附从和送走了仁厚宰相郑从谠和血手相公崔安潜之后，却又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