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粮的缙绅，统统给朕押到京师来！”朱翊钧选择了认可内阁的意见。

很多事看似有很多选择，但其实万历维新走到今天，朱翊钧只有一个选择，走下去。

田兵的要求，唯一比较困难的其实是还田令在江西执行。

还田令的执行是需要一定基础的，其中最大的基础就是佃户们意识到这是朘剥，这样朝廷才能有底气去支持，而田兵们这么一闹，还田令最大的基础就有了。

但这不代表还田令就可以着手推动了，江西的情况比浙江要糟糕很多，浙江有九营，浙江衙门有的是银子，多到要修浙东运河的地步，但是江西比浙江穷，而且没有九营，要执行还田令，没有那个条件，强行推行没有意义。

“这三个县的县令是干净的吗？朕以为不是。”朱翊钧看着奏疏，面色凝重的说道：“石诚吾为首的三家缙绅，搞赌坊、加租、收年例，最后逼出了民乱，县令能不知情？”

“这里面要是没有故意包庇，朕这个皇帝也不要做了。”

“贪墨点银子也就罢了，搞出民乱来，就是罪责了。”

为虎作伥，伥鬼背后是老虎，这三家缙绅搞成这样，要是没有地方衙门给他们撑腰，他们不敢做的如此过分。

朱翊钧从奏疏上看不出什么，他下的圣旨也是安抚百姓，他需要稽税缇骑的塘报，再做出进一步的决定。

没有让大明皇帝等得太久，因为驿路并没有断绝，所以缇骑的塘报和地方官吏的奏疏，是前后脚抵达了京堂，大明皇帝和京堂百官，才了解到了事情的全貌。

赌坊、加租、索要年例、收晚造粮租，都是这次田兵之乱的背景，其实大明百姓两百多年，也都是这样过来的。

真正把百姓怒火点燃的是，宁都县衙役伙同石诚吾家丁下乡收租，暴力收租的时候，出了人命。

乡民找到了村里的耆老，请耆老主持公道，耆老拿出了潘季驯还在江西时的政令，潘季驯在江西收租是问田主收租，而不是问佃户收租。

当时潘季驯举着刀逼迫乡贤缙绅低头，潘季驯已经到绥远五年了，乡贤缙绅们不愿意再继续承认地租里包括朝廷税赋了。

村里的耆老拿着潘季驯当年的榜文，不肯交额外的田赋，缙绅的田，田赋都在地租里了。

这推搡之间，石诚吾的家丁，把耆老给推倒在地，好巧不巧，耆老磕在了石头上，六十多岁，就这样走了，怒火才彻底被点燃。

收税就收税，杀人要怎样！

已经消停了十多年的衙役下乡收租，才是导致民乱爆发的直接原因。

“朕的斗争卷还是说的很明白，这些人能够读一读阶级论的第三卷，也不会折腾出这些事了。”朱翊钧继续翻阅着塘报对着冯保说道。

冯保思索了片刻说道：“陛下的意思是，最后一把米？”

朱翊钧闻言点头说道：“对，就是说矛盾和斗争的突然性，但是念经的话，有些晦涩，你这个最后一把米的说法非常贴切。”

最后一把米是个贴切的说法。

矛盾和斗争的爆发具有突然性。

县令、衙役、乡贤缙绅、家丁，并不想把穷民苦力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因为历史无数次证明了，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天倾地覆的时候，穷民苦力是会反抗的。

而佃户们一直在忍让，佃户自己在劝自己。

赌坊是赌徒自己无法克制自己的贪欲；加租是以前收那么多，现在是恢复；年例是孝敬，毕竟缙绅们手里的田契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收晚造粮租，这山水之间，每一寸都是有主的。

直到村里的耆老，死在了面前，自我欺骗彻底失效，从温顺任人欺负，到拿起一切能拿起的武器进行反抗，在片刻之间就变成了无法收